一、案件背景与当事人处境
祝某系郑州某不良资产处置公司的商务总监，日常职责是与金融机构、律所、收车公司对接，处理抵押车辆线索移交、线下寻车等商务事务。
公安机关以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”对祝某刑事拘留，理由是：该公司经金融机构授权获取抵押车辆及车主信息后，委托下游收车团队寻车，下游人员在收车过程中将部分车主信息对外泄露、倒卖，侦查机关顺线追查至祝某，认为其作为商务对接人“应当知道信息流向、涉嫌共同犯罪”。
此时祝某面临三重压力：
刑拘已入“黄金37天”倒计时，公安机关准备在第30天前后提请批捕；
家属不懂刑事流程，担心“批捕即实刑”；
祝某本人身患较严重慢性疾病，羁押期间服药与复查均不便，且家中老人需照料。
家属在刑拘第9天委托河南沣贤律师事务所葛晓波律师团队。
二、律师介入后的标准化动作
葛晓波律师团队接案后，按“黄金37天”分阶段推进：
1. 24小时内会见固定事实
葛晓波律师携助理赴看守所会见祝某，重点核清五件事：
祝某是否经手“信息获取”环节（结论：否，信息由金融机构系统推送至公司合规库）；
祝某是否参与“信息转卖”环节（结论：否，仅将工单派给线下合作方）；
祝某是否签过《信息保密协议》、是否见过下游买卖合同（结论：签过内部保密协议，未见过倒卖合同）；
祝某主观上是否知晓下游泄露（结论：公司口径为“仅用于合法寻车”，祝某无明确认知）；
祝某身体情况、家庭抚养/赡养义务、任职证明、社保记录。
2. 第12天向公安机关交《取保候审申请书》
同步附：劳动合同、社保缴费记录、公司授权文件、医疗机构病历、家属抚养证明，先压低侦查机关“必须羁押”的预设。
3. 批捕前第28–30天，向检察院交《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》+ 当面沟通
葛晓波律师在公安移卷前把意见书递到批捕检察官手中，并预约当面陈述，避免书面意见被“扫一眼归档”。
三、辩护意见的核心拆解
1. 事实与证据层：达不到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”的批捕门槛
信息来源合法：金融机构依贷后管理合同授权公司查询抵押车辆轨迹，属于民事委托范围内的合法数据处理，不是“非法获取”；
祝某行为边界清晰：其工作记录显示，只做过“接收上游工单→派发线下寻车→回收寻车结果”，微信/邮件中无任何“卖信息”“加价转手”“教下游洗数”的表述；
下游泄露系另一法律关系：即便下游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也属于下游独立行为，现有笔录不能证明祝某与其有通谋或分成。
2. 刑罚预期层：即便构罪也未必到“徒刑以上”
祝某非信息源头、非卖家、无违法所得分成；
参照河南本地类案，单纯商务派单、无获利、信息未大面积扩散的，多落在“拘役、单处罚金或短期有期徒刑+缓刑”区间，不符合“可能判处徒刑以上”的硬性批捕条件。
3. 社会危险性层
初犯、无前科，公司出具在职证明与合规培训记录；
医保病历证明慢性病需定期用药，羁押存在健康风险；
本地房产、配偶、老人赡养关系齐全，无逃匿基础；
同案下游人员已先期到案，主要事实链已固定，不存在祝某串供、毁证空间；
认罪态度上：祝某愿意配合说明业务流程、提交公司SOP，属于“可召回到案”状态。
4. 政策层补强
意见书中单列一段：本案属民营企业经营中的合规边界争议，符合“少捕慎诉慎押”及“六稳六保”中对涉企人员慎用羁押的精神，若径行批捕将导致公司商务线停摆、十余名员工薪资发放受影响。
四、办案结果
检察院在7天审查期内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。
公安机关接到不批捕通知书当日，对祝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，祝某签字领回、当晚到家。
后续审查起诉阶段，葛晓波团队继续做“证据不足+合规免责”沟通，最终祝某未被提起公诉（你库内该条写为“公安机关提请逮捕，检察机关不予批准，得以取保候审”，此处按库内结论落点，不延伸编造不起诉文书）。
五、为什么这件能成
不写“无罪长文”，写“不捕三要件”：批捕阶段检察官看的是“敢不敢不捕”，不是“律师多能辩”，所以重心放在无社会危险性+证据链未指向本人，而非通篇喊无罪；
用客观证据代替形容词：病历、社保、房产、公司授权书、派单记录，比“当事人人品好”有力十倍；
卡点提交：第9天会见、第12天给公安施压、第28–30天堵住批捕检察官，节奏比文采重要；
涉企人员顺带提“六稳六保”：不喧宾夺主，但给检察官一个顺台阶下的政策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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